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作者：赵焕明

   2025年腊月26日晚上8点51分，父亲走了。走得那么突然，却又走在预料之中。
  有人说，那叫“回家”；也有人说那是“叶落归根”。父亲走时，是住在二弟家中。我正在自己的家打扫老屋，虽在老家，却与他的辞世相隔一段“距离”——不过200余米，隔着人世间最远的距离。父亲停止呼吸那一刻，我却没在身边，属于不孝之子。接到堂弟永福的电话，眼泪直往心里流。
  父亲走了，是从红尘中来，又归隐于红尘而去。
  父亲的一生，是复杂多变的一生。别人都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他却从县城工作，再到公社管理水利，又到大队管理油作坊，最后回到生产队当队长。有人不解，问他图什么。他只说一句：“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这话朴实，却重如千斤。
  在县城工作时，父亲本可以安稳度日。但那年公社水利工程告急，需要懂技术的人去现场指挥。领导找他谈话，他没犹豫，第二天就卷铺盖下了乡。母亲后来跟我说，那几年父亲常年泡在富驰大闸坝堤下面的水里，腿上全是湿疹，夜里痒得睡不着。可他从未抱怨，只说：“修好了拦水坝，大坝里面几千亩地既不怕旱了，也不怕江水淹没了。”富池大闸依旧巍峨矗立着；那条坝，至今还在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迫害的父亲，水利工程完工后，又被派到大队油作坊工作。那时油作坊亏损严重，没人愿意接手。父亲去了，跟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夜以继日，经常不回家。他改进榨油工艺，严把质量关，硬是把一个烂摊子扭亏为盈。年终分红时，工人们多分了几斤油，有人给他送了一壶表示感谢。父亲没收，说：“这是我该做的。”
  最后，他回到生产队当队长。这个“官”虽最小，操心却最多。春天安排播种，夏天管水抗旱，秋天组织收割，冬天还要筹划来年。队里的老弱病残，他都记在心上。五保户张氏家的房子漏雨，他带着几个壮劳力去修；寡妇蔡婶家的自留地没人翻，他趁早起去帮忙。这些事，我从没听他说过，都是后来村里人告诉我的。
  父亲的脾气暴躁，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他经常打骂我母亲。要说我是很恨他的。但有一件事，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那年我才十几岁，队里分救济粮。按说我家人口多，应该多分一些。但父亲作为队长，硬是把名额让给了更困难的人家。母亲跟他吵，说他傻，说自家孩子都吃不饱，还管别人。父亲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吼道：“我是队长，我不让谁让？”那晚，他一个人坐在巷子里的石头上抽烟，很久很久。第二天一早，他去山里挖了一整天野菜，回来让母亲掺在粥里。那一刻，我看见他眼中的愧疚和无助，也看见了一个男人的担当。
  父亲对公家的事，向来认真得近乎固执。管水利时，有人想通过他走后门偷工减料，被他一口回绝。管油作坊时，有亲戚想赊账多打油，被他挡在门外。当队长时，上面来检查工作，他从不说假话、空话，也不搞面子工程。有人劝他灵活点，他说：“公家的东西，一分一厘都要清楚，这是良心账。”
  但父亲对别人，却总是掏心掏肺。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必定到场帮忙。谁家有难处，只要开口，他从不推辞。那年冬天，邻家的孩子掉进冰窟窿，他二话不说跳下去救人，自己冻得发高烧，躺了三天。母亲哭着骂他不要命，他嘿嘿一笑：“那是一条人命啊。”
  父亲走之前，生活难以自理近乎两年之久，都是我和二弟两家轮换着照料的。期间有我们兄弟之间的摩擦，也有父亲内心的难言，更有我们做儿女的不懂事和不周到。父亲走之前的头一天，他对我侄女说，他不想死！一切的一切，如今都化为了遗憾......
  父亲走了，“回家”的路是那样的短促，有泥泞，有坎坷，有曲折，仿佛是一种倒退的阶梯。这条路，从县城到公社，从公社到大队，再到生产队，越走越基层，越走离土地越近，离老百姓越近。这条路是一把尺子，测量人心，测量亲情，测量世间的冷暖。父亲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人这一辈子，不一定要往高处走，但要往实处走，往人心深处走。
  出殡那天，远亲近邻几乎所有人都来了。许多人说起父亲帮过他们的那些事，说着说着就哭了。我跪在灵前，看着父亲的遗像，目光炯炯，仿佛还在看着这片他热爱和走过的土地。
  父亲走了，关于他的一生，是难以用有限的文字述说详尽的；本想用诗人向天笑那样用诗歌来诗意“父亲”，自己却又没有那样的才情和笔力。但我知道，他修的那条堤坝还在挡着大自然的狂风恶狼，他救过的人还在讲述着社会感人的故事，他做过的一件件好事还在被人常常忆起。他留给我们的，不是钱财，不是地位，而是一个基层干部的良心。
  叶落归根。父亲的根，就在金镶园这片他用八十八个春秋丈量过的土地上。

简介：赵焕明，湖北阳新人。在《人民周刊》《光明日报》《诗刊》《天涯》《老友》《天津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发表文学作品。

邮编：435200   手机：     13972799189

通联：湖北阳新县城李家湾富有佳苑701（理发店旁）转    赵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