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送我去大市川的时候是一九八六年旧历的七月十四日，家家户户都在过鬼节，坟地里，火纸灰飘得老高，爆竹声此起彼伏，跪着的、站着的大人、小孩嘴里都在唠叨，听不清说都说些什么。我们家也是要举行这些仪式的，和别人家一样要去祖坟里说些什么，因为我要去信用社报到，父亲一大清早就把这些阴阳两隔的对话托付给了母亲和我两个未成年的弟弟。我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两床被子一张床单一个枕头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是母亲出嫁时，外婆给母亲陪嫁的一个小木箱。
去大市川有公路但没车，清一色的黄泥巴土路。公路上虽有车偶尔碾过的痕迹，但那是十天半月前的事，是给大市川粮站拉供应粮和给供销社拉物资的苏联小嘎斯的脚印。我和父亲在公路上等了老半天才有一辆去大市川方向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一身的泥，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父亲前去拦了，开车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任凭父亲磨破嘴皮那人也不愿让我们上车。情急之下，父亲只好道出真相，说是送我去大市川信用社报到，要赶时间，兴许以后你们就是熟人了。那人到底是不是大市川的人我至今也没搞清楚，但他最后还是让我们上了车。
进入大市川，正好不逢集，街道不长，顶多两百米，也是清一色的黄泥巴街道。街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老房子，泥坯房和木架子房混杂在一起，高的矮的参差不齐，上面盖了泥瓦。正好是中午做饭的时候，屋顶上全被炊烟笼罩。街上基本没有成年人走动。一家挨着一家的小食堂和商店静悄悄的没有生气，一群小孩子在街上跑出撵进，玩着抓羊尾巴的游戏。街的尽头有一条小河沟，宽不过两米，上面铺了青石板供行人通过，看上去明晃晃的，向路人昭示着年代的久远。过了小河沟十来米的距离就到了大市川信用社和乡政府驻地，乡政府的房子也是泥坯房，但比老百姓的房子高了许多，是上下两层，铺了木楼板，一溜子十来间长长地杵在信用社对面。信用社是三间砖房，是当时大市川地面上唯一的砖房，高度虽是两层设计，中间安了木梁，但未铺木板，上面和乡政府的泥坯房一样盖了泥瓦。一到冬天，风从瓦逢里灌进来，屋里和屋外没有什么区别，晚上睡觉盖两床被子也不暖和。问起怎么没铺楼板隔风的原因，才知道是原任信用社主任老黄计在修房子的时候开支划超标造成的，为此，老黄还少调了一级工资。三间房子中间一间是营业厅，两边都是库房和职工宿舍。穿过营业厅有一道后门，出门是一个七分地的大院子，这是后来补办房子手续时我亲自丈量的数据。之前，地盘没有手续，只有街上的瘸子支书老周作证，修房子的时候，老周依靠手中的权利一比划，信用社就有了这足足一亩地的地盘。里面的院墙是黄土筑的，上面盖了泥瓦。信用社主任姓吴，老百姓喊吴主任，我喊他老吴。老吴的媳妇在大市川街上开缝纫店，身边有一女一儿，都还没到上学的年龄，一家四口都生活在身边。闲的时候，老吴就在院子里种了各种蔬菜，一年下来买菜的时候就少，一家人倒也过得衣食无忧。院子的中间有一棵樱桃树和一棵桃树，靠院墙的一角有一棵梨树和一树刺玫瑰，春天的时候，满院子白的、粉的、红的花竞相开放，沁人心脾。夏天的时候，樱桃率先成熟，依次是桃子、梨子，随便摘个啥尝尝，感觉特爽。
信用社就两个人，老吴主任兼会计，我新来不懂业务搞信贷。那时候，会计还不叫会计，叫内勤。信贷员也不叫信贷员，叫外勤。虽然名义上是信贷员，但不批贷款，只负责下乡催收到期贷款，像信用社聘请的收贷积极分子，早晚兜里装了收贷凭证、私账、印泥和复写纸在乡里瞎转悠。信用社没有计算器，我们也没有培训过，算利息全凭从老吴那儿抄来的一个公式和一把老式算盘。算盘又旧又老，上面漆的土漆已经剥落得所剩无几，珠子也不灵活，用起来特费劲，敲打起来山摇地动，一里地外都能听见。我们下乡也背着，一来算利息方便，二来还可以吓狗，两全其美。那时，老百姓生活问题还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政府解决不了，只出粮不出钱，信用社就是老百姓的救命稻草。信用社存款没多少，贷款却有一大堆，没钱就去农业银行贷支持款过日子，因为那个时候，信用社还属农业银行代管。老百姓没饭吃，就去村委会申请，然后再经过村、组和乡政府一级一级评下来，够吃供应粮资格的老百姓就一户发一个供应粮本本，上面载明供应玉米若干。信用社凭老百姓的供应粮本本载明的数量核定贷款的额度，够卖粮就行。当时的供应粮大概是九分多一斤吧，天长日久我也记不清了，如果供应粮本本载明的供应10斤玉米，信用社就借给一块钱。一拨一拨拿着供应粮本本的老百姓借了钱走了，又一拨一拨拿着供应粮本本的老百姓借款来了。借有压力，不借也有压力，政府大会小会强调不能饿死人，对老百姓还不还得起贷款似乎没有什么概念。
老吴不下乡，就坐在屋里一边批贷款，一边办理其他业务。营业厅虽有砖砌的柜台，但上面没有护栏，也不设门。老百姓来了，就直接进入柜台里面躺在办公桌对面和老吴头碰头说话，没人说不安全，也没有发生过不安全事故，即便是偶尔忘了把钱搁进抽屉，敞了门去外面转几圈才陡然想起，回去时，虽有老百姓进进出出，也只是虚惊一场，没人拿，钱原来搁哪还在哪，一张不少。有时，遇到细心的老百姓了，就满街里喊：老吴，钱忘了锁抽屉里了。老吴就屁颠屁颠往回跑。
主任老吴性格看起来有些内向，业务方面也很保守，暗地里还信迷信，他住的两间屋里门前门后都贴满了请人用黄表纸画的朱砂符，说是老婆胆小，可以避邪壮胆。我和他在一起基本没有学到业务，除了月底核碰手工帐外，一般不让我染手其他业务。他一家人都生活在单位，一年四季也不休假，我就没有单独临柜的机会，也就没有学习会计业务的机会。有时我也想学，但他不教，似乎我们学会了就抢了他的饭碗，直到两年后我离开大市川，也只会办理一下简单的收贷和存、取款业务。也难怪，那时候信用社工资特别低，我一个月才三十三块，但家里不指望我的钱，全凭自己心意，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老吴不同，他虽然每月有五十几块，但一大家人都等着他那点钱吃饭，兼职会计每晚可以领到四毛钱的守库费。后来，我也就理解了。
我专职下乡收贷，每天详细记载去过哪些村组，找过哪些农户，收了多少贷款，月底汇总起来经老吴细细审核后每天可以领到二毛钱一天的下乡补助和三块八毛钱的劳保。当时还不叫劳保，记得工资表上好像叫鞋袜费。由于环境不熟悉和年龄小的缘故，经农行营业所批准，信用社可以适当列支一点可怜的手续费请一个收贷积极分子与我同行。老吴请的积极分子他叫何显发，四十岁左右，说是帮助信用社收贷，实际上是带我下乡熟悉环境。
大市川看起来不大，出门爬坡的时候少，是米仓山山中海拔千米以上的一块高山谷坝川地，四面环山，坡缓土厚，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植被茂密，基本上算是小平川，不枉一个“川”字，川坝有四千亩水田连片，自然形成百年村镇。天晴下乡算不了什么，但下雨天下乡就恼火得要命，出门一脚稀，即使天晴了，没有十天半月路也不会干，乡下跑一天回来整个人半截都是泥。晚上，信用社也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东西，老百姓家里能算得上电器的就只有手电筒，信用社里唯一的电器就是上面配发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搁老吴宿舍，一天到晚唧唧哇哇听新闻，没我的份。我爱看书，又喜欢写点东西投稿，当时流行爱好文学。我除了看书就是写稿。没有电灯，一眼望出去全乡都掉进了黑窟窿。点灯用的是煤油，供销社凭票定量供应，三毛八一斤，多一两也不行。我写东西睡得晚，对煤油的需求量有些大，经常不够用。常常提了煤油瓶深更半夜去供销社走后门买煤油。开始，供销社卖煤油的是个老头子，按照家族关系，我应该叫他舅舅，但他固执得要命，没票门儿都没有。后来，新调来的一个年轻人叫杨绪建，给我带来不少方便，趁没人的时候多多少少也给供应几斤，我也就有一些豆腐块文章见诸报刊，成为当时镇巴信合系统唯一一个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的人。
大市川原名不叫大市川，解放前叫大石船，名字来源于大市川的地理形状。大市川四面环山，呈长方形，像一条正在航行的小木船，船头船尾两个石笋高耸入云，像两个划船的人。石笋没头，传说是那两个人想把大石船划走，那样，老百姓就全遭殃了。后来被雷神发现给劈了，于是就有了大石船的名字。解放后成立了政府，有了集镇，加之地理上还有点平川的味道，就成了现在的名儿。船的两边山上基本没有人住，人全部住在船底，住半山腰的人户也很少，中间一条小河经过，水不大也不深，挽起裤脚就能过。到了冬天，下乡已经找不到一脚干路，太阳老半天才冒出来，一晃而过。因为水田的缘故，路就没有山上的好走，山上累，但路干，山下平，却路稀，稍不留神脚一滑就摔跤，路上常常可以看到全身满是稀泥的人匆匆走过，不问便知是打了滑滚水田里去了的结果。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放贷款跟老百姓种庄稼一样，也是春种秋收，下乡量最大也是下半年。老吴不下乡，在信用社坐镇指挥，今天哪、明天哪全凭心情说话，我们也就指哪打哪。
老吴虽性格内向，不善与外人过多交流，但心里拐拐多，属于农村老百姓常说的那种焖肚子人，内心却聪明绝顶，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故而给领导的印象是个好人，啥话从他口里出去，领导一般都信。按照现在的说法，老吴基本上算得上某些领导的心腹。我当时估计老吴会很快提拔起来，更进一步，没想到老吴不但没有更进一步，反而连原来的主任位置也弄丢了。
老吴没有更进一步都是他做生意惹的祸。我知道老吴做生意是从一九八七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天晚上，我一踏进信用社大门，在手电筒昏黄的灯光下，我像走进了供销社的收购门市部的杂货铺。营业室的后半部分全是堆的东西，近了一摸，全是漆蜡油，小山一样高，占据了营业室的大半个空间。去后院里瞧瞧，屋檐下除了杜仲、黄柏、就是厚朴等中药材。老吴没睡，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点了煤油灯选枣皮。那时候，农副产品的价格就像股市，一天一个价。枣皮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老吴的前途就是被枣皮给忽悠了的。大市川有一个叫菜娃儿的年轻人就满世界的告老吴，人大、政协、县委、政府、农行到处告，信件转到联社的时候，就有领导大会上讲老吴的事。那时候我已经坐在毛垭信用社的营业厅里听马天源主任手把手教我学业务。听马主任讲春训会上关于老吴的话题。这个我才想起，一九八八年秋天枣皮价格已经接近疯狂的当口，菜娃儿在信用社立下了八千块钱的借据，用途是做生意。会上说的是老吴把枣皮以一百零五块的价格卖给菜娃儿，菜娃儿没钱就立据贷款付了钱。一百零五块的价格是个啥概念，算一算，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只能买三两枣皮。后来，就短短十来天时间枣皮价格一落千丈，一路下跌至十几块钱一斤，菜娃儿亏得血本无归，无法偿还贷款本息，就告老吴，说是老吴把他骗了。后来有领导去给老吴做工作，要老吴和菜娃儿把那笔贷款各还一半，老吴不答应，到一九九三年十月工资大幅上调的时候，又有领导找老吴说起那笔贷款，老吴就是老吴，不答应。再后来就有了刚刚被提拔到区信用社当主任的事黄了，没多久又发回偏僻分社当信贷员。又有了补发工资被扣去还菜娃儿贷款的事，前途就此打住，直到退养。但我那时候已开始做好了混日子的打算，老吴不教我学业务，我也不主动去学，收贷款吗，没什么技巧，会算利息就行。生活在老百姓家里吃饭不花钱，混一天有二毛钱的补助，晚上回到信用社写写文章，偶有发表，心里倒也舒坦。
一天，我和何显发在学堂湾村一个姓徐的家住了一宿。徐家屋里男人外出打工去了，只有小孩和女人在家。吃了饭，何显发丢下五毛钱在徐家，放屋里的桌子上没有告诉徐家女人，这事是我半道上才知道的。回信用社的路上，我和何显发分头走。听见有人在后面喊我，回头见是徐家女人。徐家女人见了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我说，说我们信用社的人看不起她，吃了便饭还付钱，非要我给她说清楚不可，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周把我们给得罪了。我一时被徐家女人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仔细想来，是不是何显发搞的鬼？我明白，老百姓虽穷，但好客，也好面子，认识与不认识的路过了吃口饭不成什么问题，吃了是看得起，不吃反倒见外，付了钱更是小瞧人家，到把主人家得罪了，下次再遇到了你想找口饭吃就难。我说，这事儿我还不知道，你问问何显发，我知道农村的规矩，我们没有看不起你们的想法，兴许是他觉得给你们添了麻烦不好意思。女人听了我的解释，丢下我转身去找何显发去了。多么朴实的老百姓啊！回信用社的路上我不禁感叹。第二天，我问何显发，他告诉我，徐家女人找到他后，他又去了她家一趟，好说歹说把五毛钱拿了回来，还在她家又吃了一顿饭才离开。从此，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小心翼翼，吃了饭不再掏钱，以免惹出事端。
在乡下，你不但要懂得老百姓的习俗，还有会察言观色，好事坏事一眼看穿。遇上人家有好事临门，别人又不知道我们是信用社收贷款的，我们就啥事不提，就当是个路过的，什么也没看见，择日再来。在得胜村船草坪组我们就遇见这样一件事，我们到陈家去的时候，陈家家里有客人，我仔细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对年长的、年少的如何称呼。有一老太婆坐在屋里，里里外外的大人小孩对她都很尊敬，老太婆一个劲儿给一个带着十八九岁大姑娘的中年妇女母女两不停地介绍陈家家庭如何如何富裕，环境如何如何优越，小伙子如何如何出息，我也听出了些味道，知道是老太婆在给陈家娃儿介绍媳妇。尽管我还不满二十，但我见得多了。在家里，我婆就是远近闻名的媒人，我常常在婆给别人说媒时站在旁边听。正好主人家不认得我们，问我们是干啥的，何显发刚要开口说什么，我忙给他使了眼色，怕他说漏嘴搅了老家的好事。过路买羊子的。我说。其实，我知道他们家没有羊子才故意说买羊子。来的时候，我们从圈门口经过，圈里除了有两头肥猪外，连个羊屎疙瘩也没有。留我们吃饭，我们没吃，一路到金钟村去了。过几天再去陈家，陈家知道了我们是信用社收贷款的，就对我们千恩万谢，做了上好的酒菜招待我们。
金钟村是离信用社最远的一个村，也是当时全乡最穷的一个村。路上我们碰到供销社的柳志强去金钟村收购苎麻，我们便一路同行。柳志强身上背了电雷管，没有炸药，在金钟村的小河沟里，我们就用电雷管炸鱼。河小潭也小，宽不过两米，深不过膝盖，里面乱石丛生，石潭里鱼多但小，全是二、三寸长的土鱼。我去找了竹竿，柳志强将电雷管绑在竹尖，退下随身带的手电筒里的电池做电源开始炸鱼。就十几颗雷管，我们还是炸了不少鱼，用小刀破了鱼肚掏去内脏，大概还不低于三斤，就近找了户姓符的人家，准备把鱼收拾着吃了。去了才知道，符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穷，见我们去了，听说是信用社和供销社的人，客气的要命，家里没有煮鱼的油，满去村长家借了瓶菜籽油，将一口锅挂在火塘上，架了干柴。原先我们准备把鱼用油炸了，见符家油是借的，没好意思浪费，就改烧鲜鱼汤，喊何显发去山坡上拔了野葱，符家女人在灶上焖了洋芋，待鱼汤熬出扑鼻的香味之后，灶上的洋芋也熟了，符家一家人只吃洋芋不喝我们的鲜鱼汤，任凭我们怎么喊也不喝。还口口声声叫我们别笑话，家里断米已经一个多月了，只靠洋芋填饱肚子。吃过饭天已经黑了，我们拿出手电筒道了谢要走，符家两口子高低不让我们走，要我们在他们家住宿，推辞不下，我们就住了。男人说，不好意思，没纸烟找，叶子烟你们又不抽，乡下人没办法。说完就去了屋里，老半天出来的时候，一手提了核桃，一手拿根包谷棒子，叫女人找了铁锤。吃点核桃，不太好，将就将就。男人又说。女人则从男人手里接了包谷棒子去火塘边烧包谷，待包谷烧熟，女人熟练地将包谷籽儿剥下来丢在一个印了“毛主席万岁”的搪瓷茶缸里冲了开水递到我们面前。转着喝口水，没茶叶，喝口糊米茶，别嫌脏，比白开水好，没泥腥味。女人说。核桃我们吃了，水虽然看起来没法喝，但为了面子，为了不缺人家一番心意，还是忍着喝了。睡觉的时候，虽然符家特意为我们换了干净的被子，三个人挤一张床我基本上是一夜没合眼。钻被窝里有跳蚤咬，不盖被子有夜蚊子咬，没办法睡。半夜里，实在困得慌，刚迷糊，就被楼上打架掉下来的老鼠惊醒。农村缺钱，楼板大多是用木竹编的，年代久了也就烂得大眶小眼的，晚上老鼠一打架冷不丁就有一只从眼里掉下来，落在床上，习惯的人没啥，不习惯的人吓个半死。我家也在农村，但父亲铺了木楼板，母亲喂了猫，家里老鼠少，即使半夜里钻出来，也是偷偷摸摸的不敢打架，更不敢造次。
回到船底就不一样了，老百姓不但缺粮，还缺柴禾，两边山上除了长都秧草还是长都秧草，不长乔木，灌木也很少，夏天和秋天还可以将就，到了冬天取暖就成了问题。大市川与西河只一山之隔，翻过一座叫五峰堡的高山就到。家里劳力充足的就去西河那边偷柴禾，天麻麻亮出发，天黑回家，偷一捆小橡子之类的上等货回来。运气好的没被人逮住就偷回来了，遇到运气稍背的虽然跑得快，回来可就是空手，运气更背的就遭殃了，被人逮住挨了打不说，砍柴的刀也没了，被人没收。时间长了，偷柴禾也就偷出经验，成群结队去偷，遇人发现来逮他们，他们也不跑也不恼，更不伤人，大伙儿将来人反倒捉了用藤条拴在树上偷完柴禾就走。家里劳力少的，男人又出门打工去了，女人们没那本事就挥了镰刀上山割都秧草，一片一片地割，直割到山坡光秃秃的，连个老鼠也无法藏身，屋前房后码得老高老高，尽一切努力为过冬做着准备。家里来了客人，有小孩子不会撒谎的就尽给大人丢脸，在柳树村青树组的吴家，我们就遇到了。我们一进屋，屋里只有母子俩，临窗的地方有一火塘，外面还飘着雪花，但火塘里没火，小孩子六七岁的样子，脸和手冻得通红，两条粘鼻涕西里呼噜进进出出。女人招呼我们坐下，抽身进了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把稻草和火柴要给我们烧开水喝。小孩子见母亲手里的稻草一脸的不高兴，我们开始还以为小孩子不欢迎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不为我们，是为女人抽了铺草的事。妈，你又把铺草抽了，过年的时候爸爸回来又要吵人。小孩子说。铺草，就是庄稼收获后的干稻草。在农村，家家户户庄稼收割后就把稻草晾干铺在床上，床是架子床，先在底部铺一层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面铺上篾席，篾席上面放上被子，睡上去软软的，冬天暖和，夏天取了被子睡篾席凉爽。冬天要是取了铺草，睡觉就冷，小孩子当然就不高兴了。你爸爸咋不回来砍柴？女人有些不好意思，红了脸说。爸爸回来砍柴，你去给我挣钱买新书包，你去给我挣钱买新书衣服。小孩子倔起来了。小孩子的话说得女人十分尴尬，稻草和火柴捏在手里静静的立在屋当中。吴家的情况我们看到了，想说说该说的事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没叫女人烧水，说了些“小孩子家不懂事，说话没见怪，好好送他读书”之类的话就走了。
在大市川我除了下乡收贷，还有一件事就是去区里的银行提款、送款。那时候还不兴什么押运，更不兴双人押运，听都没说过现在流行的双人武装押运。信用社钱多了就去农行营业所上交，多的时候一次交两万，少的一次交五千，没钱的时候就去营业所提，基本上都是几千上万的提。天气好的时候，当天往返两头黑，天气不好的时候，来回两天。我在大市川呆了两年零七个月，基本上就没坐过车，偶尔坐了，最豪华的车也就算小四轮拖拉机了，比父亲送我去报到那天坐的手扶拖拉机气派许多。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我挎包里装了两万块步行去营业室交款，刚进营业室大门，恰逢县农行主管信用社的孙行长在营业所检查工作，见了我老远就喊，说什么反映我的问题一大堆，问我成天都干了些啥。我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正窝火，劈头一顿批评，就来了脾气。
啥问题？是贪污还是挪用？我说。我知道，大不了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心里不虚。
反映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是真的吗？孙行长说。
是不会，你调查了吗？啥原因造成的，叫你去，你能学到些啥？我说。
孙行长当即勒令我写出书面检讨，要求字数必须是三百个字，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也不行。你不是能写吗？写好了明天交到营业所办事处，卖黄豆还可以，恐怕以后卖麻雀蛋就完了。孙行长说完准备离开的时候又回过头补充道。
我知道孙行长在讽刺我发表在《汉中日报》上的小说《四个卖黄豆的姑娘》，孙行长那时一贯视写作为不务正业。说句良心话，我和老吴在一起，我也的的确确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会计那一摊子没一样会，但孙行长不明就里的批评我，我或多或少还是有些不服，一气之下，我写了三百字的辞职报告找到孙行长。
三十三块的工资也养活不了人，干脆去它三十三，我不干了。我说。孙行长看也没看我一眼。
交办事处去。孙行长说。
我交了辞职报告当天就回大市川去收拾东西全力做好回家的准备。当时，办事处负责的叫张景凤，我叫他“张叔”，他的二儿子张宏我们是初中同学。张叔收了我的辞职报告没几天就亲自到了大市川，好说歹说要我好好工作，不要冲动，辞职报告还压在他那里没交上去。
叫干也行，我有一个要求，要么就干会计，代会计也行，不然又要说我这不会那不懂。我说。
正好，我的高中同学吴明兵在这个时候招进信用社分配到了大市川，我们既是同学，也是老庚，还是亲戚，我比他大四天，他母亲和我外婆是同胞姐妹，我外婆老大，他母亲老三。和老同学在一起，我的心情好了许多，我依了张叔的意见，又开始该干啥干啥。
离开大市川是在我一气之下写了辞职报告的第二年。在家里团了年，我匆匆赶回单位的时候，路过营业所，有人告诉我工作调地方了，离县城更近了。细问了，知道新单位在210国道旁，交通方便，只是还是高寒山区。地图上叫毛垭乡，老百姓叫大毛垭。刚要走，张叔过来了，见了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娃啥都好，就是脾气太倔了！你当孙行长是谁呀？
孙行长也是人，没啥可怕的，大不了开除我，老百姓种地照样活命，他总不能开除我的球籍。我说。
唉，你娃咋就这么倔……张叔摇摇头叹口长气不再和我说话。
这话不知咋的后来就传开了，两年零七个月的大市川生活，啥没落下，就落下个“你娃啥都好，就是脾气太倔了！”的名声，一传十，十传百，没多久就众人皆知。
到了单位，老吴递给我一纸红头文件，说起工作调动的事，我没看内容，内容我半道上已经知道了，我只是看了日期：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临走的那一天，老吴经层层请示，批准在费用里列支了五十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床毛毯、一盏台灯。老同学吴明兵送我至观音集镇，花十块钱去供销社给我买了一只钢精锅。钢精锅质量特别好，比现在市场上的货强百倍。我带着他南征北战都舍不得丢下，一是中间有一段感情难以割舍，二是它的确耐用，一直到二零零三年高桥信用社撤并的时候，我才送给了信用社隔壁的老乡。至于毛毯，我用了两个冬天就仍了，老脱毛，老掉色。那盏台灯对我这个爱好写作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东西，但当时毛垭信用社也不通电，况且何年何月通电也无法准确预测，拿着也是个负担，人还未到毛垭，半道上就送人了，接受台灯的人似乎我也不怎么认得，只是觉得面熟而已。
宋超，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陕西镇巴人，高中文化，中共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中寓闪小说专委会会员，四川小小说学会会员，中寓闪小说四川专委会副秘书长，目前供职陕西省镇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客户经理，2013年开始学习闪小说写作，至今已在《领导科学》、《金山》、《小说月刊》、《小小说月刊》、《杂文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越南华文文学》等海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小小说300余篇，小小说《长点记性》入选“改革开放40年，陕西有影响力小小说40篇”及各种年选。
姓名：宋超
地址：陕西镇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县城红军广场旁）
邮编：723600
手机：13488056818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黄海文学.
( 鲁ICP备19005798号 )
发表于 2019-3-14 12:31:32
发表于 2019-3-19 11:02:35